孤兒只是涼山的表象。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是傳統的彝族聚居地，失依兒童的比例達到了彝族人口的2%。追問孤兒的父母問題，一半是一個非農業社會對于現代文明的遙遠脫節，一半是一部涼山彝族的各種毒品、疾病的流行史。如今，這些孤兒何處可依？他們的未來又有誰來關注？

一個孩子的離去茲切的死亡是彝族孤兒命運的典型。遺棄、急于掙錢的家庭需求、對于醫療毫無概念、現代社會的一切人為制度和條件，導致14歲的茲切離開人世。侯遠高到西昌第一天，就聽說茲切死了。這個14歲的孩子從小生長在毒品之家，父母和叔叔早已死亡，茲切和姐姐5年前被侯遠高的孤兒計劃收留。但是茲切有腎積水，這幾年花了四五萬元的醫療費，每次進醫院花兩三千元就能好轉，于是也不上學了，就在涼山婦女兒童發展中心被養起來，陪伴他的是一瞎一瘸兩只小狗，茲切長得也比同齡孩子高了。2011年下半年，據說國家規定的孤兒補貼開始下發，符合雙親死亡條件的茲切，法律上的監護人是爺爺。涼山彝族人侯遠高作為中央民族大學彝學教授，一直在涼山收救孤兒，至今他辦的愛心班已經上到高中一年級，其中包括西昌市加各縣的中小學里，共18個愛心班近千名孩子。

茲切雖然不上學，卻有小偷小摸的壞毛病，侯遠高狠了狠心，趁下發孤兒補貼，把他送回了爺爺身邊。“給他個教訓，而且經費有限，他花得太多，占據別的孩子的資源也不公平。”侯遠高說。孤兒補貼每月600元，按照涼山的政策，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發放，茲切爺爺應該已經拿到了幾千元。但茲切回家不到一個月，就被身邊的姨媽、姨夫帶去成都打工。11月初，爺爺接到消息，才到成都一周茲切就犯了病，還沒來得及找到工作。接回涼山后病情每況愈下。侯遠高的疑問是：“我們都把這個孩子當親人，有病怎么不到西昌來找我們？只要進醫院花兩三千元治療就好了，腎病就是個調養。”他在路上悶悶不樂，可是誰也說不清這是怎么回事。

即使不是赤貧的家庭，爺爺甚至有出外打工的能力，也并不意味著孩子幸運。在涼山州采訪的時候，順路去了美姑縣一所中學，茲切67歲的爺爺在這個中學里幫廚，一個月有400元收入。侯遠高紅著眼睛大聲質問：“病了也不告訴我們！死了也不告訴我們！我們養了5年的娃兒，你連看也沒來看過一眼！”爺爺只是有點尷尬地笑，說：“不知道，村里的醫院看不好，去了昭覺也看不好。”“為什么不去西昌？”爺爺說沒有錢。侯遠高說：“孤兒補貼發了8個月，你自己吃了，不給娃兒看病。”爺爺急了，說這幾千塊沒有吃，是孩子死了，全都辦喪事花了。侯遠高更加暴怒：“活的時候不看病？死了把錢吃掉？！”爺爺卻糊里糊涂說，孤兒補貼一直沒拿到，沒有錢。侯遠高馬上回車上往鄉政府開，要去當面對質。

爺爺一直跟著車出來，也生氣了：“我是在孩子死前拿到錢的，但是治不了了。”他要跟我們一起去鄉政府問。找到一位負責發補助的年輕人，他撓撓頭說：“死了？好像是聽說了。”孤兒補貼名義上應該從2011年6月開始發，洛俄依甘鄉在12月底才給監護人辦好了銀行卡，監護人到鄉里簽署了撫養協議后，拿到的卡里還是沒有錢。1月下旬，卡里開始有錢，美姑縣民政部門開始轉賬。但是爺爺領卡之后跟著發補助者去銀行修改了密碼，取錢時卻忘記了密碼，接連按錯導致卡被鎖住。“大年初幾，也就是1月末，他爺爺給我打電話，說密碼忘了，問我怎么辦，我說我也不知道你密碼，你只能等一個星期，解鎖了再取。”這個電話打完一周后，爺爺雖然取到了錢，茲切卻已經轉成腎衰竭，于2月初死亡。

所有城市里機關、政府定出的規則，對于彝族鄉村都是障礙，這使金錢能夠解決的問題非常有限。我們來到茲切家所在的深山地區的美姑縣慶恒鄉比子葉涅村，進入一個彝族家庭，一開門便是一條大黑豬猛地躥出來，古次者狄和妻子挪到門口，渾身連頭臉和光著的浮腫的腳都是黑污的顏色，眼睛露出近乎原始的光，一時間我們居然都沉默地不敢近前。兩個兒子因為吸毒，5年前同時死亡，留下了古次小兵和古次有習兩個都是5歲左右的孩子，孩子們的母親也在兩三年內去世，這個家庭按照政策，從2010年開始應該有兩份孤兒補貼每月1200元和一位老人每月55元的低保。

爺爺讓姑姑把錢一分不動全部存在銀行里，家里的一個鐵桶煮著土豆和蘿卜，其中還有土豆皮和蘿卜皮，人撈著吃完，剩下的皮再倒給豬和牛。豬和牛就在古次的屋里，人畜混居著，牛圈離人的床還不到兩米。彝族依然保持著沒有窗戶的習慣，一個家只有屋頂上一兩個磚頭大小的小天窗，白天在屋里基本伸手不見五指。一個大屋里由木板或破席子分割成幾個單間，以為是窄小的窗戶，一進去卻有一個鋪位，屋子里長年都是黑洞洞的。因為寒冷，中間有一個火盆，由三塊石頭架起的鍋莊，屋里的人就圍坐鍋莊周圍，臉被木柴熏得長年都是炭黑。

什么是“失依”哈西梳著整齊的馬尾辮，只是頭發因為營養不良發黃了。一個人抱了一捧干草回家，再放兩根柴在一個土坑底，開始生火。她一句漢語不會講，不知自己幾歲，衣服和大多數彝族孩子一樣臟得發黏。對于一點現金還是懂得點頭，立刻放進棉衣里面的衣服口袋。午飯看起來還不錯，有掛面和一點鹽巴和辣椒面。幾公里外的姨媽一兩個月估摸哈西沒有飯吃了，就會帶點過來。哈西會用電飯鍋，床上也有一雙新襪子，然而鋪蓋卻是由幾條爛布、破衣服、爛氈塊堆成，看不出哪個可以當被子蓋。

哈西有父母，父親5年前吸毒跑掉了，母親3年前也走了，杳無音訊，只剩下她和哥哥在家里。彝族人結婚后都是獨立生活，爺爺、奶奶這一輩人早已去世，哈西就不記得自己幾歲了。哥哥哈者的作業本平攤在桌子上，非常工整漂亮的字跡，沒有一絲修改，看得出是高小水平了，但是哈者并不常上學，學校離家走路要半小時，但他沒有表，一旦睡過頭怕老師責問，也就不去了，甚至不常和妹妹在一起。他的任務是去覓食，到任何一個遠房親族那里去蹭一點飯，晚上回來再給妹妹帶點。

對于“失依”兒童這個說法，更確切的是指失去了父母照顧的孩子。目前國家規定可以享受孤兒補貼的，是父母雙亡的孩子，而哈西這樣只記得媽媽的樣子，對于父母長輩的概念都模糊了的孩子，卻實際上沒有人撫養了。涼山彝族的此類孤兒極多，按照民政部門統計，包含7000人左右的雙親死亡孤兒，失去父母撫養的孩子達到了2.5萬人。

這個數字是近兩三年來不斷統計細化的結果。但侯遠高認為：“數字還是有水分的，實際數字到村里去一問，因為不斷增加的死亡、逃離失蹤的父母的增多，孩子到底處于什么狀況是在變動的。”他從2001年左右開始，以本地出生的彝族精英知識分子的身份，開始小范圍幫貧助困的活動。“一開始就是世界兒童婦女聯合會給了幾萬美元，我就辦了愛心班，當時收人的條件是父母雙亡。”當時是從初一這個程度開始收，第一批近50名孤兒在侯遠高的拉扯下，上到了涼山州排名前三的涼山州民族中學。一旦進入正統的教育領域，競爭是殘酷的，州民族中學已經下調了針對孤兒們的分數線，而在市場上一分一萬元的名額依然難以搶到。這樣以孤兒、失去撫養人照料的孩子為對象的班級在涼山州一共有30多個，除了侯遠高，還有各式其他捐資助學基金的組織。

“我是1981年上的大學，1986年留校做了教師。我只是想做彝族的自救。孤兒是最近幾年才變得突顯和引起社會關注的話題。”侯遠高說。他組織過彝族歌舞團到處巡演，拍宣傳戒毒的電視劇，給少量孤兒的撫養人發一頭母豬，給最貧困的一個至今沒有電沒有路的村子發羊，并幫助他們蓋和家庭分離的羊圈。“我只做了一些最小規模的嘗試，申請到一點資金就做一個。”然而，最終矛盾的焦點還是集中在了人身上。現在的“失依”孤兒問題，正統的學校教育已經無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