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過涼山的故事-紅軍長征的小故事
巧渡金沙江
1935年4月29日，中央軍委在云南尋甸縣發出了關于中央紅軍從云南北渡金沙江入川，在川西建立蘇區根據地的指示。劉伯承率領的中央紅軍先頭部隊選擇了從位于云南祿勸縣和四川會理縣兩地的皎平渡口作為渡江點，5月1日，在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張聞天部署指揮下，紅軍干部團搶占云南祿勸縣皎平渡口，渡江占領四川會理縣絞車渡進入涼山南境。過江后，劉伯承立即在北岸山洞里設立了渡江司令部，制定《渡江守則》，并向朱德總司令發報：“皎平渡有船7只，每晝夜能渡1萬人，軍委縱隊5日可渡完。”朱總司令下令全軍從皎平渡過江。
5月3日至9日，歷經七天七夜，中央主力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這一壯舉，使中央紅軍突破了國民黨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
至此，紅一方面軍全部進入涼山境內。
會理會議
中央紅軍勝利渡過金沙江后，進入會理縣。
5月12日中午至晚上，黨中央在會理縣城東北郊的鐵廠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會理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總結遵義會議以來的戰略方針，確立紅軍過金沙江后的任務，統一黨的領導核心。毛澤東同志總結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勝利，闡明了運動戰的正確思想。會上，針對當時部隊的思想情緒，進一步闡明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動作戰才能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作戰方針。此次會議加強了黨內和軍內的團結，維護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會后，中央紅軍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聶榮臻為政委的先遣隊，為中央紅軍北上四川開路。
瀘沽分兵
5月15日，紅軍先遣部隊司令員劉伯承派人給駐守德昌的川康邊防軍第十六旅旅長許劍霜送信，希望他讓開紅軍北上的道路。礙于情面和壓力，許劍霜將信轉送西昌劉元璋司令，同時在16日與紅軍剛一接觸就后撤至西昌。次日，紅一軍團占領德昌，主力紅軍沿安寧河兩岸分兩路向西昌前進。
5月20日，朱德總司令在禮州向全軍發出電令，作出搶渡大渡河的行動部署。3名中共西昌特支黨員與紅軍接頭，向先遣部隊介紹了冕寧的敵情社情和行軍路線，為中央做出“瀘沽改道分兵”的重大決策奠定基礎。5月21日，中央軍委在禮州土官莊召開會議，史稱“禮州會議”，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率先遣隊前進的《偵察報告》，決定主力軍改由冕寧經大橋拖烏過彝區，在安順場搶渡大渡河，而第二先遣團則偽裝成主力走越西大道迷惑敵人。
彝海結盟
紅軍巧渡金沙江后，要繼續北上，就必須渡過大渡河。中央軍委決定選擇小路，從瀘沽北面到冕寧縣城，然后通過拖烏彝族聚居區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避開國民黨的主力部隊，搶在國民黨部隊到達之前率領部隊渡過大渡河。
1935年5月21日凌晨1時，劉伯承率領先遣隊紅一師到達冕寧縣城，再往前走，進入大涼山拖烏彝族聚居地區。拖烏地區為彝族聚居地，當時處于奴隸社會，該地區分別由三個“家支”管理。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軍閥的長期壓迫，彝族與漢族的隔閡、猜疑很深，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敵對情緒，給紅軍通過彝區帶來很大困難。為了順利通過彝區，劉伯承與果基“家支”頭人果基小葉丹在彝海湖邊歃血為盟，結義為兄弟，劉伯承授予果基小葉丹“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紅旗。在小葉丹的帶路下，紅軍先遣隊順利通過彝區。“彝海結盟”是工農紅軍長征途中的十件大事之一，是黨的民族團結政策的光輝典范，是涼山各族人民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具體體現。
搶奪瀘定橋
5月23日在冕寧文廟舉行了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有彝漢群眾千余人參加。大會上宣布成立冕寧縣抗捐軍，同時中央決定在冕寧、越西一帶開展游擊戰爭。當晚，毛澤東同志接見了彝族代表果基列達。
主力紅軍過彝區后于5月25日在安順搶渡大渡河成功，為搶奪瀘定橋，行軍速度加快，即日紅軍全部離開冕寧、越西。搶奪瀘定橋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中的一場戰役。中央紅軍部隊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順場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紅四團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況下，在崎嶇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進，一晝夜奔襲竟達120公里，終于在5月29日凌晨6時許按時到達瀘定橋西岸。創造了人類行軍史的奇跡。第2連連長廖大珠等22名突擊隊員沿著槍林彈雨和火墻密布的鐵索奪下橋頭，并與左岸部隊合圍占領了瀘定橋。
中央紅軍主力隨后從瀘定橋上越過天險，粉碎了蔣介石殲滅紅軍大渡河以南的企圖。
至此，紅軍全部勝利過了千里涼山。
數千人參加紅軍
5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寧屬后，一大批熱血青年踴躍參加紅軍。均不完全統計，在紅軍經過的會理、會東、寧南、普格、德昌、西昌、喜德、冕寧、越西、甘洛10縣中便有數千人參加紅軍，彝族青年參軍者也有數百人。與此同時，紅軍留下的一批傷員得到沿途群眾的掩護和救治，紅軍留下的大批實物和標語等也得到了有效保護。各軍團交插行進，經過同一場鎮的時間先后不一。本日程著重記錄前鋒部隊，中央機關、后衛部隊經過主要城鎮的日期。
1935年4月29日，中央軍委在云南尋甸縣發出了關于中央紅軍從云南北渡金沙江入川，在川西建立蘇區根據地的指示。劉伯承率領的中央紅軍先頭部隊選擇了從位于云南祿勸縣和四川會理縣兩地的皎平渡口作為渡江點，5月1日，在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張聞天部署指揮下，紅軍干部團搶占云南祿勸縣皎平渡口，渡江占領四川會理縣絞車渡進入涼山南境。過江后，劉伯承立即在北岸山洞里設立了渡江司令部，制定《渡江守則》，并向朱德總司令發報：“皎平渡有船7只，每晝夜能渡1萬人，軍委縱隊5日可渡完。”朱總司令下令全軍從皎平渡過江。
5月3日至9日，歷經七天七夜，中央主力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這一壯舉，使中央紅軍突破了國民黨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
至此，紅一方面軍全部進入涼山境內。
會理會議
中央紅軍勝利渡過金沙江后，進入會理縣。
5月12日中午至晚上，黨中央在會理縣城東北郊的鐵廠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會理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總結遵義會議以來的戰略方針，確立紅軍過金沙江后的任務，統一黨的領導核心。毛澤東同志總結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勝利，闡明了運動戰的正確思想。會上，針對當時部隊的思想情緒，進一步闡明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動作戰才能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作戰方針。此次會議加強了黨內和軍內的團結，維護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會后，中央紅軍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聶榮臻為政委的先遣隊，為中央紅軍北上四川開路。
瀘沽分兵
5月15日，紅軍先遣部隊司令員劉伯承派人給駐守德昌的川康邊防軍第十六旅旅長許劍霜送信，希望他讓開紅軍北上的道路。礙于情面和壓力，許劍霜將信轉送西昌劉元璋司令，同時在16日與紅軍剛一接觸就后撤至西昌。次日，紅一軍團占領德昌，主力紅軍沿安寧河兩岸分兩路向西昌前進。
5月20日，朱德總司令在禮州向全軍發出電令，作出搶渡大渡河的行動部署。3名中共西昌特支黨員與紅軍接頭，向先遣部隊介紹了冕寧的敵情社情和行軍路線，為中央做出“瀘沽改道分兵”的重大決策奠定基礎。5月21日，中央軍委在禮州土官莊召開會議，史稱“禮州會議”，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率先遣隊前進的《偵察報告》，決定主力軍改由冕寧經大橋拖烏過彝區，在安順場搶渡大渡河，而第二先遣團則偽裝成主力走越西大道迷惑敵人。
彝海結盟
紅軍巧渡金沙江后，要繼續北上，就必須渡過大渡河。中央軍委決定選擇小路，從瀘沽北面到冕寧縣城，然后通過拖烏彝族聚居區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避開國民黨的主力部隊，搶在國民黨部隊到達之前率領部隊渡過大渡河。
1935年5月21日凌晨1時，劉伯承率領先遣隊紅一師到達冕寧縣城，再往前走，進入大涼山拖烏彝族聚居地區。拖烏地區為彝族聚居地，當時處于奴隸社會，該地區分別由三個“家支”管理。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軍閥的長期壓迫，彝族與漢族的隔閡、猜疑很深，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敵對情緒，給紅軍通過彝區帶來很大困難。為了順利通過彝區，劉伯承與果基“家支”頭人果基小葉丹在彝海湖邊歃血為盟，結義為兄弟，劉伯承授予果基小葉丹“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紅旗。在小葉丹的帶路下，紅軍先遣隊順利通過彝區。“彝海結盟”是工農紅軍長征途中的十件大事之一，是黨的民族團結政策的光輝典范，是涼山各族人民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具體體現。
搶奪瀘定橋
5月23日在冕寧文廟舉行了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有彝漢群眾千余人參加。大會上宣布成立冕寧縣抗捐軍，同時中央決定在冕寧、越西一帶開展游擊戰爭。當晚，毛澤東同志接見了彝族代表果基列達。
主力紅軍過彝區后于5月25日在安順搶渡大渡河成功，為搶奪瀘定橋，行軍速度加快，即日紅軍全部離開冕寧、越西。搶奪瀘定橋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中的一場戰役。中央紅軍部隊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順場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紅四團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況下，在崎嶇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進，一晝夜奔襲竟達120公里，終于在5月29日凌晨6時許按時到達瀘定橋西岸。創造了人類行軍史的奇跡。第2連連長廖大珠等22名突擊隊員沿著槍林彈雨和火墻密布的鐵索奪下橋頭，并與左岸部隊合圍占領了瀘定橋。
中央紅軍主力隨后從瀘定橋上越過天險，粉碎了蔣介石殲滅紅軍大渡河以南的企圖。
至此，紅軍全部勝利過了千里涼山。
數千人參加紅軍
5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寧屬后，一大批熱血青年踴躍參加紅軍。均不完全統計，在紅軍經過的會理、會東、寧南、普格、德昌、西昌、喜德、冕寧、越西、甘洛10縣中便有數千人參加紅軍，彝族青年參軍者也有數百人。與此同時，紅軍留下的一批傷員得到沿途群眾的掩護和救治，紅軍留下的大批實物和標語等也得到了有效保護。各軍團交插行進，經過同一場鎮的時間先后不一。本日程著重記錄前鋒部隊，中央機關、后衛部隊經過主要城鎮的日期。
